纷乱！
1892年5月下半旬，对于东亚而言，无疑是一个纷乱之局。
在东洋，决定日本命运的枥木会战已然打响，近六十万日俄两国军队在枥木县展开会战，如果俄国赢得这场战争，东京的大门将会向俄国敞开，日军将再难集结起一支成规模的部队阻挡来自俄国的入侵。
而在东亚大陆，杭州的起义者们不仅光复了杭州府所属九县，县又先后光复了嘉兴府三县，绍兴府两县，近六万义军大都席卷浙江全省之势，一举复东南之势。
当列强们的眼光开始投向这个新生的“浙江省都督府”，开始探究着起义对清国政治的影响时，朝鲜随之闯进了人们的视线，准确的来说，是朝鲜统监府以及驻朝新军。
“清君侧”，对于西洋各国的外交官、观察家以及学者而言，无疑是一个新鲜的名词，但只要对历史稍加了解，便会获知，这不过只是一个“叛乱”的借口，相比于杭州那些由“暴民”组成的“起义军”，列强们无疑更关注驻朝新军。毕竟相比于前者，后者是一支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政府军。
而更为重要的是，其主导者是清政府官员，其行为是否会对清国的政治走向产生根本性的影响？这是每一个西洋外交官所关注的根本，当西洋外交官纷纷猜测着南北叛乱对清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时，他们却在不经意见忽视了东南，忽视了杭州。
实际上，非但西洋外交官如此，甚至就连同清国朝廷亦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东南的这块疥癣之痒。
一面蓝底的“日月旗”于杭州城的上空飘扬着，对于此时的杭州百姓来说，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面“日月旗”，而于街道两侧的商铺、酒楼，无论是否自愿，都必须悬挂“日月旗”，虽说这大汉都督府并不“大明”的，可并不妨碍他们将“日月旗”作为定制，实际上这完全是那些海外同志的意见。
似乎除去那些海外的同志之外，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“旗帜”的重要性，连同城内的商铺、酒楼、饭馆不得不花钱买下“日月旗”，将其插于店门前的掌柜们，亦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，似乎在他们看来这旗帜就是某种程度上的“顺民”的标志。
“顺民”
无论是在任何时代，对于国人而言，甘为顺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，也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，在兵荒马乱时，更是如此，不过许是因为当年的战乱中“匪过杀尽剃发，兵过杀尽全发。”的祸乱，百姓对于都督府颁布的“剪辫令”却多少抵触，可纵是再般抵触，亦不得不剪掉辫子，毕竟那大街上可是有巡城的兵丁，见着有人没剪辫子，便会扑上去。
砍头？
大家伙都是汉人，自然不会做的那么过，可被兵丁抓住了，就会用刺刀齐着根的割断辫子，甚至就连那辫子都给没收了，若是自己剪了，还能留长些，把辫子小心收起来，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派上用场。
几日下来，这杭州城虽说再见不着辫子，可于这城中却尽是些发梢近肩，披散着半长发的男人，只有那些义军兵勇方才会如和尚一般剃上光头，尽剪辫子。
“信心！”
“钱塘楼”二楼的包间内，几名穿着军装青年在店小二将一道菜上来时，其中一人开口说道。
“你看，这小二的头发梢都留到肩膀上，这就是心不在我的表现，他们还等着清军打来时，重新把辫子给接上！”
放下手中的筷子，赵钱礼的眉头猛然一锁，盯着窗外街上那些披散着头发的人狠声说道。
“这些人当真是做不够的奴才，以我看来，与其这般宽宏，倒不如直接下令，像满洲人一般定下发制，胆敢违制者，重罚！”
杀气腾腾的一番话，只让这包间的气氛顿时一变，可他身边的好友，却大都是不以为意的一笑。
“树礼兄言重了！”
站起身来，王富走到窗边，看着街上的路人。
“这两百四十八年的奴役之创，又岂是朝夕可除，树礼兄可曾记得，李㴭《燕途纪行》中所记，在伪清顺治十三年到达山海关，路上也看到“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，有感于汉朝衣冠，至有垂泪者，此必汉人，诚可惨怜”；十月初三，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，也发觉“华人见东方衣冠，无不含泪，其情甚戚，相对惨怜”。而到了伪乾隆年间，我国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，这使他们不仅只是陌生，而且也是好奇了，人性善忘，焉能怪之。”
在说道出“人性善忘”时，王富的心底却是泛起五味来，当初他不也是这忘宗芸芸一人吗？若非于朝鲜所读所思之事，又焉有心中大中华的觉醒，而于国人呢？或许他们记得自己曾是汉人，但却早已将辫、满式衣袍视为中华的一部分，习惯成自然。
而这种自然如何改之？
辫子可以剪，衣冠可以改！
但人心呢？
想到人心，他不禁想到那些曾手指大家伙言道着“无君无父乱逆贼徒”的官员以及读书人，似乎对于他们来说，民族、国家都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唯有所谓的纲常，所谓的“君恩当报”，对于这种人又当如何？
“杀！”
一个字眼从谭嗣同的口中道出时，全没有一丝的犹豫，不过他所指的杀，杀的却是刚刚捕获的数十名为满清提供情报的百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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