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学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年份——牛顿的1666年和爱因斯坦的1905年。1666年，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的牛顿为了躲避瘟疫蛰居农场，期间做出了创立微积分、提出万有引力和光的色散理论的重要成就。而在1905年，年轻的公务员爱因斯坦发表了他利用闲暇时间做出的研究成果，其中包括在量子力学领域举足轻重的光电效应，以及人尽皆知的相对论。
1666年之于牛顿与1905年之于爱因斯坦，都堪称他们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页，甚至在科学史上，这两个年份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。为了纪念爱因斯坦，1905年100年后的2005年还被定为“国际物理年”。而如果娱乐界也要编一部史的话，那韩国的娱乐圈一定不会忘记一个时间点——薛景书的2009年9月。
九月已到末尾，有关辱韩事件的喧嚣逐渐散去，关注此事的人急剧减少。新闻的保质期向来不长，人们都要过自己的日子，注意力不可能一直放在一件与自身生活无关的事上，辱韩事件能持续二十天成为热点话题堪称奇迹，也奠定了它2009年韩国娱乐圈第一大事的地位。
宽容与原谅正式地成为了主旋律，欢迎朴宰范归来的声音也开始冒头。然而当事人朴宰范在西雅图相当低调，连出门都很少，有不少记者远赴美国想捞着些新闻，却都捕捉不到朴宰范的踪迹，就连最早为朴宰范说话的《朝鲜日报》记者赵艺珍，也只是找到了辱韩事件中朴宰范四年前聊天的对象——朴宰范的好友、美籍韩裔文允勋进行了专访，不过也正是这场专访，配合着《departure》在youtube上得到的留言，成功地将“原谅朴宰范”与“维护国家形象”联系到了一起。
这件事主要是赵艺珍在做，薛景书没有参与太多，只是与朴宰范沟通了一番，进而将文允勋和赵艺珍搭上线而已，至于朴宰范那闭门思过一般的低调，那不是薛景书的有意安排，是因为……朴宰范现在还害怕见到记者，甚至害怕人群。
而身为辱韩事件的第二当事人，薛景书以一曲《departure》将这件事的关注度推上顶峰，当事情尘埃落定以后，薛景书的损失不小，收获却远远更多。
在个人形象方面，自然有不少人认为薛景书是“不爱国”的，薛景书的anti较之前翻了三倍有余，但“仗义”的标签也贴在了她的身上，而遭殴打、被封杀的新闻又触动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心，现在的薛景书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，善良热心，坚强努力，真性情，还有值得同情。
哦，对了，薛景书和朴宰范的绯闻问题被cube发布的一条声明解决了：薛景书本姓朴，与朴宰范同姓。受儒家文化影响，韩国法律规定同姓不得通婚，准确来讲是同源不通婚，比如中国古代吴虞、姚费、方雷几对姓氏间均不能通婚，而在韩国，像本土的洪氏和唐朝时迁来的洪氏之间就是可以结婚的，但这情况在朴氏上不存在。
这一手把一门心思专注于挖掘绯闻的记者气得咬牙切齿，他们总不能说这两个人只恋爱不结婚吧。
成功地弱化了自身形象又为它添上了一些新的闪光点，薛景书在anticlub人数急升的同时，fanclub注册数也迅速上涨突破十万大关，这对于一个以演员为主业、露面并不多的艺人而言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这些是眼前的，薛景书更看重的是长远影响，“真性情”的评语意味着多数人已接受她不是什么乖乖女，在以后她做音乐时可选择的风格就更多了。
这些是薛景书一力追求的，此外还有不少的意外收获，则要归功于《departure》这首歌。《departure》的质量本就十分优秀，结合薛景书催人泪下的演绎，一度令许多人的情感天平向朴宰范一方倾斜，这种感染效果称之为十年来最强亦不为过。有人甚至提出是《departure》这首歌扭转了局势，得到了相当多人的赞同，他们看不到背后的暗流与谋划，而《departure》的出现又确是这件事的转折点。
一首歌的广为传唱往往要有相应的背景为基础。如果不是韩国年轻人争夺话语权的意识高涨，徐太志不会凭《教室理念》一类反抗主流的歌曲成为了“文化总统”；如果不是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商业社会价值观产生了怀疑，GOD的《致母亲》不会引发一代人的眼泪；如果不是生活压力日趋增大使人偏向于用简单上口的歌曲舒缓压力，复古三部曲要想成就WonderGirls也是有难度的。这一次乘着辱韩事件的东风，《departure》闻名全国，这首歌虽不会有什么传唱度可言，却能让国民印象深刻。
用音乐在死局中力挽狂澜，这明显是夸张的说法，但人大多都喜欢有传奇色彩的东西。因此这种说法的接受度还真不低。如此一来，歌曲本身及薛景书现场演绎的感染力都无可非议，对于薛景书的创作实力以及唱功，也再不会有人提出怀疑。身为偶像，实力却得到国民普遍认可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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